这一思路足可成为贺麟自己学术路径的注脚，“化佛”之业既已卓有成绩，而现时代的紧要课题则是“化西”了。回顾《比较观》一文，贺麟自述其研究特点为“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、融会贯通的道路”。[18]这一“以中释西、以西释中”的路径源于旧体系已无法应对时代变局，故“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，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”、以西洋哲学之正宗发挥中国正宗之理学，贺麟深信此路可行，盖因“东圣西圣，心同理同”。[19]因此，在翻译的同时，贺麟发表多篇文章创立新说，大抵是以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唯心主义、陆象山“宇宙即吾心，吾心即宇宙”、阳明“心外无物”相参印，并初步构建起以心为体，以物为用的“新心学”。
11、谁捧起花的脸庞，让岁月美的黯然神伤。
行为文化，是民风民俗形态的体现，通常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，它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性、地域性。紫砂壶的创作设计与把玩，本就是行为文化的一部分。而在创作中若未融入行为文化元素，则壶本身就是“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”。如“乡思套壶”的创作，红泥主体和绞泥装饰的巧妙设计搭配，一个较关键的细节是把壶把的设计，这是一支摇动的橹。这样的设计将行为文化表达的淋漓尽致，令人产生想象：当事者坐在船上，归心似箭，而脑中浮现出小河流水，水上的浮鸭，河滩上的鹅卵石，进而联想到岸边的垂柳，远方的田园，村落上升起的炊烟。由此就撩起了浓浓的乡思、乡恋、乡愁，情绪和氛围在不经意间营造出来。在如“昭君出塞壶”，该壶器型动感强烈，盖钮为一弯月牙，材质为精纯红泥，大红质地上绘出淡雅墨色，显得格外华贵艳丽，壶身绘画题材，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，她怀抱琵琶，并刻“汉家秦地月，倩影照明妃。一上玉关道，天涯去不归”的诗句。整体上该壶就将“出塞”这一历史事件与昭君个体行为表露无遗。